因新冠肺炎疫情推迟两个多月后，全国政协十三届三次会议和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在北京开幕。

　　今年全国两会的召开无疑受到世界关注。在中国抗击疫情已取得明显成效，但世界范围内疫情发展仍不容乐观的情形下， “新冠肺炎疫情”也成为了两会的热议话题。

　　抗击疫情给了我们哪些启示？中医药战“疫”又收获了哪些经验？针对这些问题，两会的代表委员们畅谈了自己的观点和看法。

　　中国需要什么样的医学

　　“实践证明了中西医协同发展这一医学模式的生命力”

　　在此次抗击疫情中，中西医两种力量的汇聚、携手、结合，最终炼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中西医结合中国方案。中国在此次抗击疫情中所取得的辉煌战果，显示出中西医协同这一新医学模式的活力和生命力。中国未来应发展什么样的医学？毫无疑问，这种新医学模式获得了两会代表委员们的青睐。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工程院院士张伯礼和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工程院院士黄璐琦共同分享了自己在抗疫一线的经验：“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指示要坚持中西医结合，加快推广行之有效的诊疗方案。大量病人治愈出院的事实充分证明，中医药早期介入、中西医结合治疗，对于提高新冠肺炎治愈率、降低病亡率具有显著作用。中医与西医联手打了一场漂亮的战疫，再次证明中医药是中华民族瑰宝，中西医结合的构建给中国人民提供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医疗保健体系。”

　　黄璐琦认为，西医学和中医学是两个不同的医学体系，它们对疾病的认识和诊疗方法，以及治疗疾病的用药原则都不相同。中医是整体观，讲究系统思维、辨证施治；西医遵循还原论思路，各有所长，各有侧重。中西医结合不是简单的中医加西医、中药加西药，或是西医检查、中药调理。在突发新发传染病缺乏特效药和疫苗的情况下， 运用中医药防治瘟疫的实践经验和技术方法，发挥中医药整体调节、提高免疫的作用，激发自身的抗病能力和康复能力，是一种有效的治疗策略。

　　抗疫实践证明，中西医协同互补，不仅是全球抗疫的最佳医学模式，也或将成为人类生命健康领域的最佳模式。但是这一医学模式的发展还任重道远。

　　“当前，中西医结合的医学模式、临床架构、医疗主体尚不清晰；中西医结合的临床应用原则、特色优势尚不明确，相应的诊断标准、疗效评价、临床路径也未形成系统规范；仍存在政策不配套，现行医师管理、药品管理制度以西律中，中医西化、中药西管，不适应中医药特点和发展需要等问题。”黄璐琦说。

　　全国政协委员、广东省中医院副院长卢传坚也表示，从目前的情况看，中西医的发展是不均衡的：中医类的医疗机构数量规模远远小于西医类机构，中医科学研究的科研投入明显低于西医科学研究，重大科研平台中的中医类平台数量寥寥无几，中医药类项目在科技成果奖励竞争上也举步维艰。最后，目前国家高层次人才体系中的中医药人才屈指可数，这些都是急需解决的关键问题。

　　“要想中西医相互补充、协调发展，应该将中医和西医的发展放到同等重要的地位，在资金投入、硬件建设、政策引导、人才队伍、科学研究等方面享受同等的待遇，有公平竞争、共同发展的机会，共同为维护群众健康提供保障。”卢传坚说。

　　中国需要什么样的医学教育

　　“中西医院校携手探索中西医结合人才培养新途径”

　　人才，是医学发展的有生力量。要想发展中西医协同发展的医学模式，就必须拥有一批“能中会西”的医学人才。中国的医学教育，目前分为西医院校和中医院校两类，但中医院校的教育和西医院校的教育相对割裂。

　　一个显见的事实是，中医院校的西医课程一般在40%左右或更高，毕业的中医生基本中西医兼通，对西医的包容度较高，中西医结合在临床上大都成为自觉。但在西医院校，中医学教学时数少、教学周期集中，且教学既无前导课预备知识又无后续课的联系巩固，故难学易忘现象较为普遍。不少西医学生认为学习该门课程没有多大意义，对日后的临床工作帮助不大，抱着应付考试的心态听课，力求老师少讲少考，缺乏学习兴趣和热情。这对于中西医协同发展是极为不利的。

　　代表委员们认为，要改变这种现状，中医院校和西医院校需要同步改革。

　　黄璐琦认为，中西医院校应携手探索中西医结合人才培养新途径，按照中西医结合人才成长规律，建立院校教育与师承教育相结合的人才培养模式。同时，探索将全日制本科教育与研究生教育紧密结合，进行高等教育长学制、分段式、精英型培养改革，培养中医药经典理论扎实、临床实践丰富，西医学与传统知识兼备的中西医结合高层次、复合型人才。

　　“目前中医院校的教育是在不断改进中的，取得了很多成绩，但也还有许多问题亟待解决，最重要的问题是如何使得院校教育与临床实践紧密结合。在中医教育方面，尤其需要关注的是如何使书本所教授的理论知识，能够切实地应用到实际的诊疗中。”卢传坚说。

　　卢传坚认为，医学本身是一门以实践操作为重的学科，中医学也是如此，因此以前中医教育传承所采用的“师带徒”是有一定道理的，在师父的言传身教之下，徒弟能够在一边学习理论，一边观察老师的临床诊疗。这里面有许多细节，例如问诊的技巧、脉象的分辨等都是必须通过实践加以学习和体会的，许多经典中医理论也要通过实际应用及老师细致的讲解方能有所感悟，这是在吃“大锅饭”的课堂教育中所达不到的效果。因此，现代的中医院校教育也需要吸收“师带徒”模式的优点，发展跟师活动，让学生分批跟师学习，一个老师一次所带学生不宜多，以免分散精力，最好师生关系相对固定，门诊的观察和门诊下的答疑相结合。对于参与带徒的老师，不一定要求全是高级别的老专家，只要在中医临床上有一定水准和感悟的医生都可纳入，以便提供更多的跟师机会，展开更为广泛的跟师学习。

　　卢传坚还谈到，中医教育中一定要注重对于中医经典理论的教育。对于理论的传授不能仅浮于表面，一定要与临床应用相结合。同时，中医不同流派的交汇与发展也是中医学发展中非常关键的一环，发展传承应该要从校园阶段做起。因此，院校教育中应该要给予学生能够接触多个不同理论派别的机会，使得中医流派传承得以注入新鲜血液，这一点可以与跟师活动相结合，在广大的中医院校中加以推广。

　　全国人大代表、河南中医药大学博士生导师司富春表示，推进高等中医药教育的改革，在不断完善现行中医药高等教育的同时，大胆尝试师承教育、家传相授等不同的教育教学模式，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探索当代中医药名家的成才路径。

　　此外，还有一个现象值得重视，在中医学教学中，普遍存在学生对中医学理论体系认识和认同困难的问题。比如，由于学生已经接受了西医理论，故在学习中医学时常有先入为主的思想，习惯将中医的“心”“肾”与西医的“心”“肾”进行比较，对“心主神明、肾主纳气”等中医脏腑功能感到不可思议、不能认同。

　　因此，全国政协委员、北京中医药大学教授张其成建议，在西医院校开展中医学教育教学，首先要让学生们了解中国哲学和中医思维，而不是一上来就告诉他们“五脏六腑”。中医学是建立在中国古代哲学基础上的一门人体生命医学，中国古代哲学注重天人合一、顺应自然，是一种和谐共生的整体思维，不仅把人与外在自然、社会看成是和谐共生的整体，而且把人体内在的五脏六腑看成是和谐共生的整体。要告诉学生这种思维虽然产生在农耕社会，但并不落后，因为人最基本的生活需求并没有改变。这样学生自然就明白了中医讲的“心”“肾”和西医的“心”“肾”不是一回事，中医五脏六腑其实是与自然相互感应的五大功能系统。所以在课程设计上应该有一门中医哲学课。

　　中国需要什么样的应急医疗体系

　　“应加快构建中西医结合的应急医疗体系”

　　虽然此次中医药在抗击疫情中的贡献被广泛认可，但目前，仍有一些制约因素影响了面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中医药作用的发挥。

　　卢传坚认为，首先，未将中医药常规纳入国家传染病防治体系，国家疾控中心未设立中医药管理部门和中医药研究室，导致中医药未能够常态化进入传染病防控的流调、监测、决策、规划、防治和研究全过程；在传染病防控临床体系中，全国所有的传染病医院几乎都是西医主导，没有一家可以收治传染病的中医院和研究传染病的中医研究机构，疫情发生时中医医疗机构只能以协作单位的方式参与部分临床和研究工作，妨碍了中医药在防治新型传染病方面的作用发挥和相关科学研究的开展；国家未建立中医药防疫研究体系，中医应对突发传染病的科技创新体制机制和实验条件不完善，即使有确切有效的方药也不能迅速开展高致病性病原微生物的筛选研究；中医药系统在传染病防治方面，缺乏更好的机制和预案，往往临急上阵，准备不充分，力量分散，缺乏统一的科学决策机制；重视治疗，不重视科学研究总结，虽然事实上发挥了作用，却拿不出有说服力的科学材料让社会各界信服和认可。

　　基于此，代表委员们纷纷表示，应当将中医药纳入国家传染病防治体系。

　　张伯礼表示，从制度上、从体制上、从机制上，如果能够把中医药融入到传染病的防治体系当中，融入到整个重大疾病救治体系当中，我们的工作会更主动。

　　黄璐琦也表示，当前，境外疫情扩散蔓延态势仍在持续，我国外防输入压力持续加大，国内疫情反弹的风险始终存在。巩固疫情防控成果，需要做好中医药治疗新冠肺炎临床总结，对临床救治有效的方案、方剂开展机理研究，并加快药性研究和临床适应症研究。从长远看，要探索中医药更好融入国家传染病防控体系，让中医药这个中华文明瑰宝发挥更大作用。一要坚持中西医结合，充分发挥中医药的独特优势。二要加强循证分析，提高精准施治能力。一方面，完善临床科研一体化模式，以临床为导向，突破中医诊疗关键技术，建立中医临床诊疗数据客观采集分析数据库。另一方面，在强化中医循证医学研究的基础上，发挥中医药理论与实践的优势，加强中医药防治流行性传染病的研究工作，特别是加强中医药防治病毒性疾病方面的研究工作，做到科学分析、精准施治。三要加快构建中西医结合的应急医疗体系。不断提高中医药防病治病能力和科技创新能力，在中医药领域建立开放、竞争、协作的机制，提高中医药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整体能力。同时，加快构建中西医结合的应急医疗体系，在国家各级疾病防治决策和方案制定中，更好发挥中医专家的作用。

　　卢传坚也提出了自己的建议，在传染病防治法和中医药法基础上，制定实施细则，保障中医药学在国家传染病防治体系中与现代医学具有同等地位；在国家、省、地市级疾控中心专门设立中医药管理部门和中医药研究室；在全国遴选并重点建设中医药防治传染病临床定点医疗机构，国家给予重点支持；建立中医药传染病研究体系，不断完善科技创新体制机制和研究条件；优化中医药防治传染病的工作预案，建立强有力的领导决策机制和专家咨询机制。

　　中医药如何更好地走向世界

　　“疗效是中医药走向世界的门票”

　　面对新冠肺炎疫情这场严重的全球公共卫生突发事件，中国抗疫行动被誉为世界标杆，中国抗疫成效给世界带来希望。

　　“中国方案”让世界认识到，中医药的独特魅力，为中医药走向世界提供了新的历史机遇。

　　黄璐琦认为，中医和西医虽属于两个不同的医学体系，对健康、疾病有不同的认识角度，但是它们都基于临床疗效这一事实。屠呦呦等中国科学家发现了抗疟药青蒿素获得了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正是基于临床疗效这一事实。现在中医药已传播到183个国家和地区。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103个会员国认可使用中医针灸。为此，第72届世界卫生大会通过了《国际疾病分类第十一次修订本（ICD-11）》，首次纳入了起源于中医药的传统医学章节。这都充分说明了中医药走向世界步伐正在加快。

　　黄璐琦说：“当前，世界医学知识与实践的主流模式是以科学证据为核心的循证医学模式，临床证据成为评价医学治疗措施有效性、安全性的主要依据。去年3月份，中国中医药循证医学中心在中国中医科学院揭牌成立，体现出我们拿起现代武器为中医药学公信力进行确认的自信和气度。循证医学在中国有着深厚的文化根基。把循证医学跟中医药学特点有机地结合起来，并应用于临床实践，不仅能极大提高临床诊疗水平、证明中医药学的价值，还为中医药走向国际舞台提供了门票。”

　　张其成认为，中医药走向世界应该是立体的、全方位的，首先是针灸、中药，然后是推拿、刮痧、拔罐等非药物疗法，还有就是太极、气功等导引术。《黄帝内经》早就说过中医治病有六种方法，当然针灸、中药是主导，要加强循证医学研究，找到临床疗效的科学证据。同时还要开展非药物疗法尤其是导引方法的科学研究。中医思维是整体的，中医疗法也是整体的，不能片面，要打组合拳。中医原本就注重形神合一，重视情志对人体健康的作用，在走向世界的时候不要把这一特色消除了。事实证明，外国人对太极、气功的喜爱程度是很高的。

　　卢传坚认为，未来，中医药走向世界应当从四个方面着力：一是医疗服务层面，要促进中医药在国际医疗服务领域的合法应用，充分发挥其维护健康的作用。二是在科学研究层面，要用现代技术呈现中医药研究成果，助推中医药进入国际主流。三是在技术标准和管理规范层面，要把握好我们对中医药的话语权。四是在市场竞争层面，确保中药在国际医药市场的合法地位，能参与公平竞争并受到当地法律法规的保护。